中国是世界上人口大国，占世界人口总量的21.3%；中国也是世界上劳动力人口最多的国家，1999年15-64岁人口为8.44亿人，相当于世界总量的22.4%，劳动力（指就业人口、就业人口和现役军人）7.51亿人，相当于世界总量的25.9%。中国是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国家，也是世界上就业压力最大的国家。中国如何解决就业问题？如何为庞大的劳动人群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始终是中国政府首要经济发展目标。

　　改革以来（1978-2002年），中国总人口净增32194万人，新增就业人数33588万人，1980-1999年全球新增劳动力8.60亿人，而同期中国就业人数净增2.90亿人，中国新增就业劳动力相当于世界新增劳动力的33.7%。

　　应当说中国在解决人口就业方面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伟大成绩，这也解释了中国改革开放为中国人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然而进入90年代，中国就业增长能力迅速下降，90年代下半期，正规部门就业人数大幅度下降，尽管非正规就业迅速增长，但仍不能改变就业增长变缓的趋势。

　　本文详细分析了改革以来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关系，讨论了资本增长与就业增长关系、分析了工资增长与就业增长关系；转轨期就业增长模式转变。

　　一、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

　　过去6年（1995-2001年），中国GDP年增长率为8.2%，低于1978-1995年的增长率（9.8%）；人均GDP增长率为7.3%，也低于1978-1995年期间的水平（8.4%）；劳动生产率年增长率为7.0%，略低于前一时期（7.2%）；资本存量增长率为11.8%，明显高于前一时期（9.3%）；人力资本（指15岁以上人口受教育年限）为2.8%，高于前一时期；资本生产率为负增长（-3.6%）；人均劳动力占资本存量年增长率为10.6%，为建国以来最高、最快，说明“资本深化”过程加速；全要素生产率（TFP）为2.3%，对经济贡献率为28%，低于1978-1995年的情形（见表1）。

　　过去5年全国就业人数年平均增长率为1.2%，是建国以来就业增长率最低水平的时期。从各产业看，第一产业年平均增长率为0.5%；第二产业下降幅度较大，80年代年平均增长率为5.0%，成为主要的就业机器，90年代上半期下降为2.7%，过去5年又进一步下降为0.8%；第三产业由90年代上半期的7.3%下降为3.1%明显下降；从职工人数看，呈负增长，平均每年为-5.2%，其中，国有单位为-6.3%，城镇集体单位从90年代以来呈负增长，过去6年为-14.0%；私营和个体就业人数为5.0%，明显低于90年代上半期19.6%的水平，城镇私营、个体就业增长10.2%，也低于80年代和90年代上半期（见表2）。

　　在“九五”计划（1996年3月）中曾提出，这一期间，全国新增就业4000万人，向非农产业转移4000万劳动力。实际结果是，新增城镇就业人员4111万人，新增农业劳动力513万人。不仅没有减少，而且还增加了农业劳动力。在“九五”计划（1996年3月）中曾提出，这一期间，全国新增就业4000万人，向非农产业转移4000万劳动力。实际结果是，新增城镇就业人员4111万人，新增农业劳动力513万人。不仅没有减少，而且还增加了农业劳动力。

　　从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关系看，改革以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属于高经济增长与高就业增长，1978年－1989年期间，GDP增长弹性系数为0.315。

　　第二阶段是高增长与低就业增长模式，就业GDP增长弹性系数降为0.112（见表3）。这反映了进入90年代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从高就业增长转向低就业增长。

　　二、资本增长与经济增长

　　从资本存量增长与就业增长看，也是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属于高资本增长与高就业增长，1978年－1989年期间，就业资本存量增长系数为0.376。

　　第二阶段属于高资本增长与低就业增长模式，就业资本存量弹性系数降为0.094（见表3）。这反映了进入90年代中国资本增长与就业增长之间关系的曲线斜率发生变化，更加向左倾向（见图1）；这反映人均资本存量增长过快（见图2）。从劳动生产率－劳均资本存量关系图（见图3）看，该曲线明显低于45度直线，并不断偏离这条直线，出现了劳均资本产出率下降趋势。

　　我们可以推算，假定保持1978－1989年期间的就业GDP增长弹性的话，90年代约少吸收了就业人数64%；从资本存量弹性看，90年代约少吸收了就业人数75%。

　　由此可知，由于90年代走了一条资本密集和资本深化的工业化道路，全国少吸纳就业人数约在2/3-3/4之间；少创造就业在2.5-3.3亿人之间。

　　三、工资增长与就业增长

　　近年来全国在职职工平均劳动报酬增长过快是失业率上升、就业率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从劳动工资与就业关系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低工资率意味着较高的就业率，更高的工资率意味着更低的就业水平。在一个正常的、公平竞争的、自由流动的劳动力市场中，工资增长率与失业率的关系只能是“一高一低”并存，即高劳动报酬增长率与低失业率并存，或者低劳动报酬增长率与高失业率并存。但是我国却出现相反的情形，“七五”期间我国职工实际工资年平均增长率为2.4%，职工人数年平均增长率为2.6%，失业率为2.1%；“八五”期间分别为5.8%，1.2%和3.3%；“九五”期间分别为9.0%，-5.5%和6.1%，2001年分别为-11.0,-4.1%和8.5%,2002年分别为15.4%,-3%和9.0%（见表4）。这表明“九五”期间出现两大不同利益人群，在岗者为赢家，下岗者为输家，除非能够再就业，而且赢家再赢，输家再输。正如有的学者讲，失业对于失业者来说是一种打击，对他们所处的社会来说更是一种巨大的损失 。从微观经济角度看下岗位分流，减人裁人可以提高企业效益，但从宏观经济角度看，是大量劳动力资源的严重闲置 。作者根据奥肯模型计算，当我国城镇真实失业率超过自然失业率（为5%左右），其造成的经济损失占GDP比重约为6-8%之间。

　　四、为什么进入90年代中国就业增长率明显下降

　　主要是中国就业模式发生了很大转变，从正规就业为主转向非正规就业为主，目前中国正处在这一过程之中。随着改革和经济转轨的逐渐深入，我国经济运行状况可以分为几个比较明显的阶段：

　　第一阶段：转轨初期（1978-1992）。这一时期的特点为以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改良为主，经济转轨尚未全面展开。国有企业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就业需求扩大；私营个体经济开始萌芽，快速上升，就业人数也快速增加。因此这一阶段的改革处于“普遍受益”的阶段，产出和就业人数不断上升，失业问题比较缓和。

　　第二阶段：转轨中期（1992-现在）。这一时期全面开始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需要对原有的经济体制进行比较彻底的改革。国有经济原来享有的政策优惠也逐步被取消，由于国有经济本身具有的缺乏竞争力的弊病，所以在这一时期，出现产出和就业的急剧下降。部分国有经济的所有权开始被转让，逐渐演变为股份制、国有控股、联营模式等新型的所有制模式，有的国有和集体企业直接出售给私人。所有制结构的转变带来的是对原来企业内部组织模式的调整，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削减计划经济时期“高就业模式”下产生的企业冗员，于是国有集体等传统正规部门就业需求出现滑坡。到了90年代中后期，我国出现了“通货紧缩”现象，部分行业供求关系从原来的“商品短缺”转变成为“生产能力过剩”，产出的增加受到严重影响。但是，新兴的行业在快速崛起，产生出了新的就业需求。而且由于私营个体经济在转轨初期已经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市场经济逐步建立使它们的合法性地位进一步加强、市场准入限制降低、资金获取能力增强，所以私营个体经济产生了很强的就业需求。

　　在这种部分行业、部分经济类型出现衰退，另一部分行业和经济类型不断崛起的背景下，我国经济结构发生了剧烈的调整，所以这一时期的就业形势显著的表现出“创造性摧毁”的特点，同时也进入了高失业、低就业、高增长阶段。摧毁旧的工作岗位主要集中在国有单位和城镇集体单位的传统正规部门。一方面在新兴产业（指IT信息服务业、旅游业、金融保险业、文教卫等）、新兴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会创造新的就业岗位，但另一方面在传统正规部门中旧的工作岗位会被进一步的大量摧毁。这是一个典型的“创造性摧毁过程”，但创造的速度远远低于摧毁的速度，造成严重的下岗失业问题。

　　第三阶段：转轨后期。这一时期，我国已经基本完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国有和集体部门在我国经济中的比重下降到了较低水平，国有部门市场竞争力得到提高，产出和就业需求保持稳定。私营个体经济和外资经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占据我国经济的较大比重，创造出大量的就业需求。在这一阶段，新的工作岗位开始超过或摧毁旧的工作岗位。越来越多新生劳动力直接进入新岗位，相当部分失业人员开始调整之后，逐渐进入新领域，失业率开始下降。我国步入新的发展时期。

　　在这种经济转轨的作用下，进行着一场“创造”与“摧毁”的对比竞赛，将直接影响中国的就业率和失业率变化趋势，这大体要经历三个阶段（图4）：

　　第一阶段：摧毁的旧工作岗位远远超过新创造的岗位，这是因为大多数人主要在传统产业从事传统产品制造和服务，而在新产业从事新产品的制造和服务的人数比例较小，因而引起失业率迅速上升，并达到较高的失业水平；

　　第二阶段：新工作岗位大量增加，从旧岗位中撤离的人开始进入新岗位，这时期尽管失业率较高，但其上升趋势趋缓或停下来；

　　第三阶段：新的工作岗位开始超过或摧毁旧的工作岗位。越来越多新生劳动力直接进入新岗位，相当部分失业人员开始调整之后，逐渐进入新领域，失业率开始下降。经济增长的过程本身不仅是总量增长，更是结构调整过程，或者结构调整是经济增长由量变引起部分质变，乃至全局性质变的过程。

　　在1978—1996年期间，中国的就业增长和工作创造有两个主要来源：一个是正规就业部分，同期全国职工人数净增加5346万人，平均每年增加297万人，占全国新增就业人数（28798万人）的18.6%；占全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10408万人）的51.4%。一个是非正规就业部分，同期全国非职工人数净增加23452万人，平均每年增加1303万人，占全国新增就业人数（28798万人）的81.4%；全国城镇非职工人数净增加5062万人，平均每年增加279万人，占全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10408万人）的48.6%。

　　而1996年之后，中国的就业创造双驱动变为了单驱动—即主要由非正规就业部分驱动。在这一时期（1996－2001年），全国非正规就业新增为8128万，平均每年增加1626万人；同期，正规就业减少了4053万，平均每年减少811万人。正规就业人数下降是这一时期就业增长能力下降的主要原因。在1978—1996年期间，中国的就业增长和工作创造有两个主要来源：一个是正规就业部分，同期全国职工人数净增加5346万人，平均每年增加297万人，占全国新增就业人数（28798万人）的18.6%；占全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10408万人）的51.4%。一个是非正规就业部分，同期全国非职工人数净增加23452万人，平均每年增加1303万人，占全国新增就业人数（28798万人）的81.4%；全国城镇非职工人数净增加5062万人，平均每年增加279万人，占全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10408万人）的48.6%。

　　而1996年之后，中国的就业创造双驱动变为了单驱动—即主要由非正规就业部分驱动。在这一时期（1996－2001年），全国非正规就业新增为8128万，平均每年增加1626万人；同期，正规就业减少了4053万，平均每年减少811万人。正规就业人数下降是这一时期就业增长能力下降的主要原因。

　　“九五”期间，（1996—2000年）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有14个地区出现了就业负增长；有一个地区出现零增长；只有三个地区平均就业增长率在2％。与其他时期相比，所有的地区就业增长率都大幅度下降。这也反映在各地区就业GDP增长弹性系数都比较低，就业资本投入增长弹性系数也比较低。出现了经济增长和投资增长，而就业是低增长，甚至是负增长的情形（见表4）。

　　这一时期中国各地区就业的低增长，主要是正规部门就业人数（职工人数）不同程度的大幅下降所致（见表5）。在1996——2001年期间，全国35个省市自治区的正规部门就业人数（职工人数）均大幅下降。其中，辽宁减少了452万人，黑龙江303万人，四川和重庆共计299万，江苏279万人，湖北236万，全国共减少4053万职工。仅以上五省区就占到了全国职工减少人数的约40％（38.7％）。

　　各地区就业增长取决于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之间增加和减少。通常两者都增加，则总就业增长；反之则减少；非正规就业增加量超过正规就业减少量，则总就业增加；反之则减少。（见表6）

　　全国15个行业就业增长也不平衡，也取决于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之间增加和减少（见表7）。

　　五、宏观经济政策与就业政策的转变

　　经济发展战略有两种不同思路：一是增长优先论，即经济增长是最重要的目标，也是首要目标，这是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发展思路；二是就业优先论，即扩大就业岗位、降低失业率是最重要的目标，也是首要目标，这是以就业增长为中心的发展思路。几乎在所有的计划经济国家都选择第一种模式，以追求经济增长为第一目标；几乎在所有的市场经济发达国家都选择第二种模式。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一直是属于第一种类型，但随着市场经济转型、经济结构变革、失业问题日益严重，必然会向第二种模式转变。

　　经济增长并不必然或自动地促进就业增长。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增长、投资增长与扩大就业之间的联系被大大削弱了，经济高增长、资本高投入并不一定必然带来较高的就业增长，也不会自动转化为就业机会的扩大。经济增长、扩大投资需求能否扩大就业机会和促进人类发展不仅仅依赖于经济增长率有多高，还取决于采取何种增长模式。作者在1998年提出应把扩大就业、降低失业率作为中央和各级政府最优先的经济发展目标。

　　1998年中国政府实行扩大内需的方针，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有效地阻止和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世界经济与贸易下滑的冲击，保持了经济持续高增长。过去5年，经济平均增长率为7.7%，与此同时，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和就业政策开始转变。

　　首先，把创造就业和工作岗位作为最重要的经济发展目标，2001年11月，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扩大就业作为很重要的工作目标”。2002年6月在就业工作会议上朱鎔基总理提出，把扩大就业，促进下岗再就业，是我们当前一项紧迫的重要任务，是贯彻“三个代表”要求的具体体现，关系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长治久安。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更加明确提出，就业是民生之本，扩大就业是我国当前和今后长时期重大而艰巨的任务。国家实行促进就业的长期战略和政策。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把改善创业环境和增加就业岗位作为重要职责。2003年国家计委主任曾培炎首次将创造就业岗位作为2003年经济宏观调控第二大目标，即新增城镇就业岗位800万个以上，城镇登记失业率4.5%。这标志着，过去几年中国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已逐渐从以追求经济增长率为主，转向以创造就业为主的目标上来。

　　其次，就业政策转变，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要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实行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和再就业工程转成企业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因而是以通过深化企业改革，加快技术进步，大规模调整经济结构来推动企业下岗人员流动，1998年要求国有企业建立再就业服务中心，逐步完善三条基本保障线，采取多种方式使1800多万下岗职工实现再就业。十六大报告即转向提倡广开就业门路，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对提供就业岗位和吸纳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的企业给予政策支持。2003年3月朱鎔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国有企业改革要坚持减员增效与再就业相结合自谋职业和自主创业，积极倡导、推广灵活多样的就业方式。这体现了“坚持劳动者自主择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的方针，也标志着中国就业市场化和灵活性，旨在促进非正规性灵活就业。

　　宏观经济政策与就业政策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就业压力，但是，根本解决中国的就业发展问题还是长期艰巨的历史性任务，还有赖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正确处理劳动密集型产业与资本密集型产业之间的关系，正确处理劳工利益与资本利益之间的关系，正确处理扩大内需与创造就业之间的关系。




　　表4  不同时期职工工资与职工人数和城镇失业率变化